薛凯桓:这些国家究竟是“价值观外交”,还是“自残式外交”?
薛凯桓:这些国家究竟是“价值观外交”,还是“自残式外交”?
  • 2026-03-21 07:58:49
    来源:功成弗居网

    薛凯桓:这些国家究竟是“价值观外交”,还是“自残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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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2025年11月,爱沙尼亚外长察赫克纳在访华后,公开抛出了一个惊悚的言论。他称,中国如果希望发展中爱友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所谓“支持”俄罗斯的行为。察赫克纳甚至坦言其本人将对华会谈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强调“俄罗斯威胁”,言语间全是将中爱双边关系与“反俄事务”强行捆绑的意思。

    毫无疑问,这个表态极为荒谬。中爱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不能以要求中国与特定国家“脱钩”为前提。爱沙尼亚外长这个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无理要求,既不该说出口,更不该期望中国听从。

    以波罗的海三国为典型,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频频将中国拖入俄乌议题,动辄以“发展外交关系”为筹码,逼迫中国与俄罗斯“脱钩”,将自身的“反俄”需求强行转嫁至对华外交中。这种做法已直接导致中立(立陶宛)、中爱关系陷入僵局,更给中欧外交蒙上了阴影。

    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执着于提出这般无理要求,其根源和动机需要从其深度拥抱跨大西洋主义的外交取向与“价值观外交”优先的政策逻辑中寻找答案;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无法解释爱沙尼亚、立陶宛等一众国家的“自残式外交”,也无法解释其为何总是将俄乌冲突议题强行与中国捆绑的执念。

    11月5日,查赫克纳在北京爱沙尼亚大使馆接受媒体采访。 路透社

    什么是“跨大西洋主义”?

    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阐述,跨大西洋主义是以北美与欧洲之间特殊的政治和价值观同盟为核心的外交理念,目的在于维护和推进一个所谓由”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共同价值观定义的“西方共同体”。

    “跨大西洋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共享的价值观”,强调一种所谓超越了利益算计、基于共同文明与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在北约的官方表述中,“跨大西洋主义”捍卫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大西洋主义承认并依赖于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提供最终的安全保障以及应对挑战所需的绝大部分能力。

    总而言之,在西方自诩的叙事中,大西洋主义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由美国领导、通过北约实现集体防御的战略框架,它被美化为保障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大西洋主义的逻辑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上:首先,它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永恒且可靠的;第二,它倾向于将“共同价值观”作为确定“敌我”的唯一要素,不认可通过区域合作、互惠互利或其他任何方式发展的友好外交关系,只认可所谓“共同的价值观”,有明显的“非我即彼”色彩。最后,它通过强化“威胁叙事”(如渲染外部威胁)来证明高额国防开支和对外依赖的合理性。

    抛开美西方对跨大西洋主义的美化,这是一种以美西方为绝对核心、将外交政策完全异化为“价值观工具”的外交取向。在这种逻辑下,所谓的“跨大西洋纽带”是一种单向依附,追随者需以美西方价值观为自身取向,以美西方的外交立场为自身立场,并通过军费投入、军事部署、外交政策协同等方式强化与美西方的捆绑,甚至不惜将美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绝对化,作为衡量对外关系的唯一标尺。

    跨大西洋主义往往表现为严重的“依附化”。首先是安全领域的绝对从属,比如部分欧洲国家为讨好美国,不顾自身地理与经济特性,盲目增加军费采购美国武器,将本国防务体系纳入美国、欧盟主导的军事架构,即便这会导致国防开支挤压民生投入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是外交领域的绝对道德绑架,这些国家往往将人为建构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标准,对不认同这一标准或与美国战略对手保持正常来往的国家,动辄以“断交”“制裁”等手段施压,进行“选边站队”的外交胁迫。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界、以“价值观”为依据人为进行阵营划分的外交逻辑,在部分欧洲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已得到充分印证。深度融入跨大西洋体系的欧洲国家,往往主动放弃外交自主性,将自身安全、外交甚至经济发展全面与跨大西洋体系接轨。在这一众国家中,爱沙尼亚的表现尤为典型,其对外政策几乎完全符合笔者对“跨大西洋主义”的解构定义。

    附庸外交

    首先是军事依附。目前,爱沙尼亚的国防开支占其GDP的5.4%,是北约人均军费最高的成员国,且其国防几乎全部依赖美国军事援助,大量采购“海马斯”火箭炮等美制装备,并接纳美军轮换部署。同时,爱沙尼亚通过欧洲和平基金(EPF)来资助IRIS-T SLM防空系统等采购项目,并参与波罗的海防线等多边倡议,从行动上支持欧盟的“反俄防务合作”框架。

    在外交领域,爱沙尼亚同样表现出对跨大西洋主义的绝对遵从。爱沙尼亚不仅主动配合美欧的外交立场,还将所谓的“西方共同价值观”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准则,将外交立场全面与美西方绑定。这种外交取向导致其国际交往空间日益局限于西方阵营,变成跨大西洋体系中一个高度依附的参与者。

    这一点从中爱关系的演变就能看出端倪。甚至早在俄乌冲突之前,爱沙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因“价值观外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

    资料图:欧洲议会大厅路透社

    2021年是中欧关系因“价值观”而显著转向的关键年份。在这一年,欧盟明显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指责和“价值观输出”的力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欧洲议会于2021年5月悍然冻结了历经七年谈判才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进程,并公开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将经济合作与价值观议题强行捆绑。同年,欧盟还首次动用其所谓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并多次发表涉港、涉疆报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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